2023年8月4日，惠诚大讲堂第三十二期，邀请到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王修晓，围绕“又红又专”问题，分享他近年来从组织社会学和单位研究视角阅读若干历史书籍的体会和思考。沙龙由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杜金龙律师主持，事务所北京总部和各地分所百余位同仁，通过线上方式参与本次沙龙。

 “又红又专”是一个重要、但相对被忽视的独特组织现象，与高度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律师（精英）职业也存在某种隐秘关系。主讲人首先从阅读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心得体会出发，勾勒出韦伯一个特别有趣的命题，即以形式理性和程序理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法律体系的兴起，与科层官僚制及一个由大学法学院训练出来的专业化法律职业群体密切相关。其中，以理性科层制为具体表现的公权力，对于把立法（法创制）和司法（法发现）权力从原始的宗教裁判（巫术、神启、诅咒）、（私力）决斗、卡地裁判、各种家共同体（家父长制、家产制、氏族、宗族）以及自然法和习惯法中争夺过来，变成国家能力的一部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司法和律师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也需要考虑“又红又专”问题背后的政治要素。

紧接着，主讲人从我们耳熟能详的“外行领导内行”日常现象出发，指出“只红不专”、“以红代专”、“先红后专”、“先专后红”等一系列相关现象，进而尝试从传统中国的历史幽深处寻找“又红又专”的制度逻辑，把儒家思想中的业余精神、内圣外王，与双轨治理、官吏分途、丁忧和夺情等制度安排，置于组织研究“Control vs. Competence”的文献脉络下加以考察，探讨现代中国如何通过一系列独特的制度安排，来破解这一治理困境。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长期面临一系列独特的治理困境，其中之一就是超大规模性带来的巨大治理负担和难度。当我们在讨论中国时，是把中国放到一个国际比较的框架下讨论时，脑子里要装着整个欧洲。截止2022年7月底，整个欧洲的领土面积是10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7.5亿。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土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4个亿。因此，无论是疆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内部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和整个欧洲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还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一个国家。这意味着，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治理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难度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自上而下地来看，对于一个统治者或者政权来说，面对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首要的优先任务，就是维持一个大一统的治理目标。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简要概况，就是在为如何实现大一统这样一个目标寻找一个有效的治理工具。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治理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逐渐摸索和发展出来一整套精致复杂的制度体系。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 G. Creel）在题为The Beginnings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the Hsien的文章里曾经说过，中国发明的超大规模官僚组织，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从日本学者平田茂树绘制的宋代行政文书流程图可以看到，即使是到了中央政府层面，一个奏章要到达皇帝的案头，还需要经过如迷宫一般层层复杂的程序，看上去极其的繁琐，极尽复杂之能事。相比之下，到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以下，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是极其简约的，此即所谓“皇权不下县”，或者“一人政府”。 这意味着，在传统中国，中央皇权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是相对有限的。这与我们的常识相悖。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帝国统治，任意专断的中央皇权对其整个领土和疆域实行高压控制，地方社会的活力为此被极大压制。事实上，这种状态可能只在少数历史时期出现过。传统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郡县制和封建制双轨并行。同时，儒家士大夫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约束或者制约皇权，极力抵制中央皇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维持地方社会一定程度的自治状态。所以，西方人文社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例如国家-社会关系，在中国的制度语境下，就需要加以重新考量和反思。举个例子，传统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所谓的国家或政府之外的“自由”空间，更多存在于儒家士大夫向往的“江湖”和“山林”之中。

为什么传统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并且在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中，政权和统治者不断轮换，但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就是儒家思想，却始终保持不变？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战争和改良在带来政权更替的同时，往往伴随意识形态的迭代和改造，为何中国的儒家思想如此韧性十足？传统中国是如何实现如此长时间的大一统的？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例如古罗马）相比，为何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统治能够维持如此长的时间？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经过两千多年漫长的探索和不断的实验，传统中国逐渐找到了一个解决儒家士大夫和地方循吏之间“红专分离”困境的方案，并在中央君主的任意专断权力和文官集团的科层理性之间，找到了一个折衷妥协的平衡点。在破解“一盘散沙”动员困境的过程中，我们的执政党找到了“组织起来”这样一条崭新的道路，通过自上而下的一元化组织，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传统中国带入现代民族—国家之林。

沙龙的最后，主讲人借用组织研究的能力—控制理论（competence  vs. control）文献及控制权分配、委托—代理关系等概念工具，对以下一系列相关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 为何要求“又红又专” ？ “又红又专”会不会妨碍效率？ “又红又专”是中国特色现象吗？ “又红又专”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解释“又红又专”现象？

在互动和问答环节，主讲人和听众还围绕美国的素人总统和“红专”问题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本次沙龙题材新颖、内容充实，两个小时在不知觉中转瞬即逝，期待惠诚大讲堂后续更为精彩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