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承诺函”表现形式多样、内容千差万别，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均系依托原《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等在个案中对“承诺函”的法律性质进行个案认定，彼时，除了援用原《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保证的具体规定以外，多借助法学解释方法对“承诺函”的内容进行理解，并将法学理论概念“并存的债务承担”（又称“债务加入”）引入判决理由，界分“承诺函”所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民二终字第200号公报案例[1]中认为：“判断一个行为究竟是保证，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如承担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中有较为明显的保证含义，可以认定为保证；如果没有，则应当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出发，认定为并存的债务承担”。

基于法学理论，“债务承担”是指将债务转移于第三人承担，“债务承担”可以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其中，“免责的债务承担”是指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将其债务转移于第三人承担，原债务人脱离债的关系，不再对所移转的债务承担责任（即免责），第三人则成为新的债务人，对所承受的债务负责；“并存的债务承担”又称为“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不脱离债的关系，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并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与“免责的债务承担”不同，“并存的债务承担”由于原债务人没有脱离债的关系，对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发生影响，故原则上不需要债权人同意。原《合同法》第八十四条[2]、八十五条[3]、八十六条[4]的规定，主要指向“免责的债务承担”，对于“并存的债务承担”则未予规定。

由于缺乏明确审判指引，各级法院对于如何区分“债务加入”与“保证担保”，尤其是如何区分“债务加入”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面，裁判尺度不一。同时，对于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债务加入”还是“保证担保”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民二终字第200号案件中，秉承保护债权人利益之原则，采取了“存疑推定为债务加入”[5]的处理方法，该案例嗣后被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对于司法实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有从属性特征，且“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适用保证期限的除斥期间制度，因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保证人的责任实际轻于“债务加入”中新加入的债务人的责任，而在“存疑推定为债务加入”的处理路径下，个别法院不免在审理不明时一概以“债务加入”处断“承诺函”所载的法律关系，实则加重了第三人的债务负担。

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其中第91条规定：“【增信文件的性质】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内容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其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依据承诺文件的具体内容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根据案件事实情况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将承诺文件增信措施概括为“保证担保”与“其他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九民会议纪要》并未进一步厘清“债务加入”的承诺文件类型，也并未统一审判实务对于承诺文件的认识与裁判尺度问题。

《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的颁布与施行，对于“承诺函”增信措施文件的法律性质一锤定音，明确了“债务加入”“保证担保”“单方允诺”等承诺文件的三种基本类型，对于涉“承诺函”增信措施文件案件的审理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6]以法律这一效力层级形式规定了“债务加入”内容，填补了“并存的债务承担”在直接法律依据方面的空白。

其次，《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7]将承诺文件增信措施分为“保证担保”“债务加入”以及“其他”三种基本类型，对于“承诺函”增信措施的法律适用提供了直接依据。同时，对于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情形，《担保制度解释》将前述公报案例“存疑推定为债务加入”的处理方法修正为“存疑推定为保证”[8]，这对于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平衡当事人各方利益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务意义，理由在于：（1）“负担越重的意思表示应当越明确，意思表示不明确应当从轻解释”是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应有之义，债务加入中债务人的责任相较于保证人的责任而言更为严苛，因而承诺文件存疑时应当推定为保证；（2）依体系解释，《民法典》一改《担保法》过多强调对债权人保护的立场，其基本思路是兼顾债权人、债务人与保证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9]第二款“保证方式不明推定为一般保证”对原《担保法》第十九条[10]“保证方式不明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的修正即可见一斑，而“存疑推定为保证”更有利于平衡当事人各方利益；（3）在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债权人对第三人会进行债务承担并不具有合理信赖，推定为保证并不会显著减损债权人的权利。

由此可知，《担保制度解释》的出台对《民法典》规定的“债务加入”规则在实践中的认定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指引，为今后涉及的类“承诺函”债务融资增信措施案件的审理提供了直接的裁判依据。

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承诺函”究其法律性质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债务加入；（2）保证担保；（3）其他权利与义务关系。

“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不脱离债的关系，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债务加入”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1）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存续；（2）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3）债务人不脱离债的关系；（4）将债务加入意思通知债权人或向债权人表示；（5）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

“保证担保”是指为了保障主债权的实现，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履行的情形时，由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保证担保”根据其保证方式又可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即在主债权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从保证的特征而言，“保证担保”属于人的保证，保证合同是单务、诺成、要式合同，并且从属于主合同。

至于“其他权利与义务关系”，系指《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第四款所指，既不构成“保证担保”，亦不构成“债务加入”，债权人可按“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之情形实现债权。

由于“其他债权与债务关系”既不构成“保证担保”亦不构成“债务加入”，反之亦然，故三者之间应为并列关系。

“债务加入”与“保证担保”存在如下联系：（1）二者均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其中“债务加入”中的第三人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的保证人均承担连带责任；（2）“债务加入”中的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原债权债务关系均在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消灭；（3）“债务加入”与“保证担保”在同一债务中可能并存[11]。

“债务加入”与“保证担保”存在如下区别：

审判实务中，关于第三人于“承诺函”中作出的意思表示究竟为“债务加入”还是“保证担保”，应当首先适用意思表示解释规则，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在适用这一规则解释后仍然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真实意思，才应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存疑推定为保证”的推定规则。

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12]以及《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13]、第八条[14]的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有特别规定外，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存在一定的内部决策限制性规则，债权人也需承担一定的善意审查义务。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债务加入”和“其他权利与义务关系”项下是否也适用前述限制性规则和债权人审查义务？笔者认为，参考“举轻以明重”的法律规则，“保证担保”适用内部决策限制性规则和债权人审查义务，则“债务加入”这一更为严苛的责任形式也应当适用前述规定。而“其他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第三人增信措施应当根据承诺文件具体内容予以判断，如不属于保证担保或其他负担连带清偿责任形式，则不应当适用前述内部决策的限制性规则，债权人因此也无需承担“高标准善意审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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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不符合前三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其依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既然“承诺函”既不构成“保证担保”也不构成“债务加入”，是否意味着第三人出具此类增信措施文件风险较小？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承诺函”的法律形态还包括“流动性支持承诺”、“维好协议”、“安慰函”等[15]，主要内容为“为债务人提供流动资金”或“敦促债务人偿还债务”等，主流观点认为此类文件没有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代为履行或承担还款责任等，并无“保证担保”或“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不具有“保证担保”或“债务加入”的法律效果。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也有“承诺函”约定了第三人向债权人负有一定的“给付义务”，比如资管计划中债权人有权向第三人请求回购，再比如债权人有权请求第三人向债务人提供委托贷款等，虽然不一定构成“保证担保”或“债务加入”，但不影响债权人依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退一步讲，即使该非金钱债务不可请求履行[16]，债权人也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及或赔偿损失[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