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世间》围绕着周家五口人横跨半个世纪家庭生活的叙事，让我们感受到每个平凡个体在历史变迁背景下的悲欢离合。那一个个发生在遥远东北的故事，却给人带来扑面的炽热情感——不管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人性总是不会变的，人心也总是能找到共鸣。
在《人世间》里，每个小家庭的故事叙述和铺陈都离不开一位鲜明个性的女性形象：周家母亲李素华虽然目不识丁，但是通情达理；周家女儿周蓉则是一位勇敢探寻自我的浪漫主义者；周家小儿媳郑娟是危难时撑起周家、“既柔且刚”的顶梁柱；年轻时暗恋周秉昆、最后却变成“势利眼”的乔春燕；一直与赶超共苦却未能“同甘”的媳妇于虹、国庆“拿不住”的媳妇吴倩……
今天聊聊关于她们的情与法。
二、《人世间》的“情”
《人世间》中的诸多女性形象虽然个性鲜明，或者练达、或者不通世事、或者温柔、或者泼辣、或者贤惠、或者世俗……，但总的来说,她们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女性“坚韧”、“隐忍”、“无私”、“忘我”的形象。
编剧王海鸰曾表示过，原著作者梁晓声非常支持她的改编，为数不多的要求是，希望编剧能够保留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原著中蔡晓光的妻子，后来与周蓉成为好朋友。
编剧王海鸰认为这一女性人物形象属于男性想象，“严重”不符合女性审美，坚持去掉了这个人物——作为女性，严重怀疑这种“塑料花”般的友谊是否会真实存在。
从这个小花絮以及电视剧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整体风格，不难看出原著作者强烈的男性视角。
在《人世间》的历史时代背景下，男性生存不易，女性更为艰难。但在原著作者笔下，女性这种艰难被淡化，甚至是漠视。
无论原著还是改编的电视剧，其描述女性的基调在于女性对男性事业的“成全”，对家庭生活的“奉献”。人性中的自我意识、自我成长，在这些女性群像身上几乎都没有看到。
在那么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她们没有自己的情绪、需要和思考吗？在“她”的自我意识与家庭、与丈夫、与孩子之间，真的一点矛盾和冲突都没有吗？电视剧中，观众几乎没有看到这些。
显然，这不是因为客观上不存在，而是在时代滚滚洪流中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人世间》里的周蓉，背负的这种束缚显然是最轻的。
编剧王海鸰很克制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周蓉的形象，但周蓉依然算不上一个“受欢迎”的形象。原著作者则把周蓉写得更为“尖酸刻薄”、“不近人情”、“自私自利”。
抛开价值判断，周蓉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自己的事业，在很多决策中都把“我”放在第一位并没有错。事实上，追求自我意识、自我成长是每个人的本能，而女性的这种本能更多被社会、被传统、被文化压抑住了。
周蓉这个人物形象显然被赋予了某种偏见，这种把“我”放在第一位的人必然就是自私、刻薄、尖酸、浅薄的人吗？恐怕未必。从心理学上来说，“自我”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格应该会更平衡、更健康、更有生命力。
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这是女性权益保护的第一步，要意识到自己有情绪，有需求，进而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这种自我意识与传统文化、家庭、社会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期许”之间往往会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是造成女性生活、生存更为艰难的来源之一。
很多年前曾火遍大江南北的《渴望》，剧中慧芳的人物形象打动了多少男性观众，又让多少女性观众自我感动。《渴望》中的“慧芳”真的不累吗？真的幸福吗？
与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比较而言，《人世间》还是有进步的。张凯丽老师在《人世间》中扮演的“曲老太太”就非常有女性自我意识，有自己的主张和追求，并且有与之匹配的能力。
本文不打算从女性主义视角去“挑刺”，而是希望观众们对于影视剧传递的文化价值观，要有足够的分辨力。
女性权益的自我保护，首先要从有分辨力开始。首先要能够意识到、分辨出加诸自身的束缚和压力，才能知道如何解除和解决——女性身上并不是只有看得见的铁链和笼子。
三、《人世间》的“法”
在《人世间》特定历史背景下，我国法治建设从一片废墟快速地走上了重建、完善之路。
《人世间》给每位女性人物都“设置”了很多生活的“坎儿”，用这些戏剧冲突映衬出普通人的生活艰难，凸显人性的光辉。当代家事团队打算做个“事后诸葛亮”，看看哪些“坎儿”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或者规避。
1. 郑娟被强暴
这件事的性质，板上钉钉地应当被认定为刑事犯罪。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刑期在3年至10年，有加重情节的刑期则在10年以上。如果郑娟当时果断报案，骆士宾妥妥地刑事犯罪分子，在当时严打背景下，估计与剧中涂志强“领盒饭”的结果一样，后续剧情就能减掉很多冲突。
当年与当下的法律后果，还有一项能够体现女性权益保护的进步。目前正在讨论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还专门增加了保护被性侵妇女权益的新内容，明确妇女遭受性侵害因故不适合终止妊娠而生育子女的，可以不担任监护人，有权单方决定送养子女；无人收养的，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假设没有草案的这条规定，郑娟如果生下周楠并弃养，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关规定，很可能会被追究遗弃家庭成员的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增加的新内容为被性侵妇女权益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 骆士宾“夺子”
原著中骆士宾的发迹止步于暴发户层次。电视剧编剧为了观众心理感受，给骆士宾的形象添加了一些正面成分。即便如此，他在“夺子”过程中也是脑汁绞尽、损招迭出。
假设骆士宾用DNA鉴定技术私下与周楠做了亲子鉴定报告，并依据这份报告打官司，要求法院确认父子关系，法院会怎么处理？
首先，这份私下、单方面的亲子鉴定报告并没有法定证据效力（郑娟肯定不会承认），充其量只能算作启动诉讼程序的一个线索；其次，要看法官对此类证据线索和案件价值取向的判断，国内法院对此意见并不统一，可能遇到的结果，包括但不限于：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立案审理……法官在这类案件中的自由心证很重要。
3. 周蓉被“劈腿”
周蓉遇到的这道“坎儿”比较常见。婚姻解体的法定理由只有一个“感情破裂”，如果周蓉纠结于被冯化龙出轨伤害的“面子和里子”，她很可能会采取“拖延”的持久战战术——坚决不同意离婚，冯化成与其崇拜者也毫无办法。
在前面“情”的部分，我们曾提出：从心理学上来说，“自我”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格应该会更平衡、更健康、更有生命力。在这个情节中，周蓉表现得值得称赞——周蓉在此时的决策很果断、很真实，很快从情绪、情感的纠结中挣脱出来，客观、冷静、克制地结束了这段婚姻。
很多女性在面临婚姻解体的重大挫折时，往往都会用情绪替代理性做决定。究其原因，“委屈”首当其冲。这份委屈，就是把“我”放在丈夫、孩子、家庭的排序之后的必然结果。
4. 吴倩从饭店“下岗”
吴倩原来在饭店的工作岗位，还算上得了台面。随着饭店被承包，承包人把吴倩这些年纪稍大、脑筋不活分的职工分配到了后厨，“清理猪下水”。
这事如果搁到劳动合同法日益完善的今天，吴倩完全可以主张劳动合同赔偿。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性质、内容必须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果雇主不能证明劳动者无法胜任现任岗位，对于岗位性质、内容差距较大的岗位调换，劳动者有权拒绝，因此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有权要求赔偿。
时代变迁，今非昔比。劳动者还是劳动者，但是劳动合同法变化之大、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之大，恐怕不是前人所能想象。
5. 孙晓宁突破道德底线
孙晓宁，这个人物角色，很能体现那个时代女性自我价值取向的转折和变迁。虽然在电视剧中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画，但她是改革开放初期南下深圳、广州的青年群体画像之一。
如果仅仅从孙晓宁这个角色本身出发，她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去维系所获得的利益？事实上，有！法律天然带有工具属性，它体现了统治者的价值判断和取向，但是并不等同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底线。孙晓宁虽然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但是她也是一个人，她的利益、权益也可以通过必要的法律手段维系住。
作者：荣芳倩|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
在《人世间》诸多的女性形象中，笔者最喜欢金月姬——人情世故了然于胸，却也最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